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中少数意志薄弱者叛变革命，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少的损失。
这其中级别比较高者，着实不少，比如原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徐梦秋、原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
不过要说影响最大，还是要数两个人，一个是龚楚，一个是孔荷宠。
龚楚最高曾担任中央军区参谋长，是若干叛徒中职位最高者，后来被人们称为红军第一叛将。
他叛变后，即与国民党军狼狈为奸，对红军、游击队、中共地方干部、打入敌军内部的中共地下人士进行了清剿，不少革命同志因此而壮烈牺牲，就连项英、陈毅也险遭其出卖牺牲。
因为龚楚级别比较高，加上那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他的叛变影响了不少原本就意志薄弱的分子动摇。
龚楚49年以后定居香港，上世纪九十年代年代还曾回过大陆，当时官方已经宣布不再追溯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犯罪行为。
除了龚楚以外，就要数孔荷宠。
荣光与坠落
1896年，孔荷宠出生于湖南平江，此人早年曾在湘军当兵，1926年在平江投身农民运动，担任农民自卫军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经病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正准备叛变革命。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次月，反动军官许克祥便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
整个湖南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中，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纷纷退缩，孔荷宠却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军事才能。
孔荷宠在平江地区组织游击队，担任南乡队队长，随后参加了平江扑城斗争以及彭老总领导的平江起义。
平江起义后，红五军响应中央发展地方武装的号召，将平江游击队带到赣西永新一带活动。孔荷宠只带一个警卫员回到平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重新发展武装，又拉起了一支平江游击队。
1929年初，组织上将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县的游击队合编为鄂赣独立团，孔荷宠任团长。独立团在孔荷宠的领导下转战南北，屡建战功，受到了党组织的表扬。
同年9月，彭老总率领红四军第五、第六两个纵队（原红五军部分队伍）与湘鄂赣边活跃的游击支队合编为新的红五军，辖五个纵队。
孔荷宠接替李灿（当时改任第五纵队纵队长，留在湘鄂赣边）出任第一纵队纵队长。
1930年6月，红五军在湖北大冶县与第五纵队会师，不久后第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两军合编为红三军团。
两个月后，根据湖南省委决定，红五军第一纵队与活跃在湘鄂赣边的独立师加平江、修水等地活跃的赤卫队合编为红十六军，孔荷宠改任副军长。
后来因为二攻长沙失利，原红十六军军长胡一鸣被撤职（生平各方面说法不一），孔荷宠就接替出任了红十六军军长。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孔荷宠因为战功卓著，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与彭德怀、贺龙、徐向前等红军著名将领平起平坐。
1932年8月1日，孔荷宠与陈毅、聂荣臻、张云逸等三十三名红军将领一起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同年10月，孔荷宠又当选为湘鄂赣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从一个农民自卫军队长到红军军长、军区总指挥，孔荷宠只用了短短七八年时间，可惜的是，孔荷宠辜负了这份信任。
职务的一步步高升，没有让他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相反却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开始不再服从上级命令，按照自己的意愿指挥作战，引起了官兵的普遍不满。
孔荷宠从农民自卫队时期开始，就不遵守革命纪律，不愿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经常违抗中央命令，不积极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1933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孔荷宠在战斗中屡次违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动摇退却。因为受“左”倾错误影响，红十六军盲目采取阵地战，部队损失严重。
就连博古也批评他：
“孔荷宠在湘鄂赣所做的，最明白表示了他顽固坚持其游击主义，反对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因而使得红十六军散漫化，恶化与损失战斗力。”
同年11月，朱德严厉批评了孔荷宠的盲动主义错误，红十六军缩编为红十六师后，孔荷宠军长职务被撤销。
1934年1月，孔荷宠被撤销湘鄂赣军区总指挥职务，派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
面对批评和处罚，孔荷宠没有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把这些看成是对自己的不公，对前途和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
1934年7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孔荷宠到驻在兴国的红军补充训练三师检查工作。听取了师长曾春鉴、政委胡定坤的汇报后，师特派员裴周玉陪同孔荷宠到兴国县委了解动员新兵入伍的情况。
当时，孔荷宠已经萌生了叛变的想法，他以到高兴圩看望战友为借口，从师部张参谋那里骗取了通行证，又借了一匹马，逃到了国民党第三十六军周浑元部。
红军的灾难
孔荷宠在叛变前，就偷偷勾画了沙洲坝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分布图，并详细掌握了党内的大量核心机密。
闻知共产党的一个前军长兼军区总指挥前来投降，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命令把孔荷宠送到南昌亲自接见。
见到蒋介石后，孔荷宠双手送上了那张地图，详细讲述了毛泽东如何失去军权靠边站、博古怎样依靠李德指挥红军等一系列党内情况。
蒋介石听后高兴地说：
“怪不得红军改变了惯用的游击战术，原来毛泽东不再指挥红军了！他称之为“红军瓦解的先声”，并鼓励陈诚“放开胆子加紧进攻吧，再不必惧怕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了。”
为扩大影响，蒋介石让孔荷宠同他并坐于他的豪华轿车，在南昌城周游一圈，招摇过市。
孔荷宠的叛变，开了红军将领较大规模叛变的先河。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不少意志不坚定者都先后叛变投敌。
这其中就包括1935年叛变的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
蒋介石也对孔荷宠委以重任，并授意他组织了“湘鄂赣边区招抚公署”，这个公署受南昌行营领导，孔荷宠为特派员，专门负责招降纳叛。
湘鄂赣边区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方浩然、东南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汪敦福、红独立三师军需主任陈迪光也是在孔荷宠的卖力“劝说下，纷纷叛变投敌，汪、陈两人投降后，还带人又将埋于龙港的四挺机枪取出，并煽动游击队多人拖枪叛变。
不仅如此，孔荷宠还干了一件非常恶心的事儿。
1934年7月，湘鄂赣省委转移修铜宜奉边期间，有一批机关工作人员、游击队员、医院伤病员、后方家属六七百人之多来不及转移，分散住在龙门大山的老百姓家中。
孔荷宠闻讯后，命驻在宜丰潭山的熊式平和上石桥的吴训民伙同突击队长潘克成，冒称红军失散人员寻找组织。
不少不明真相的干部战士以及群众受其欺骗，致使省委留在当地的这批人员纷纷被捕，即便是被遣返原籍的，也大都被当地民团杀害，没有几个生还的。
孔荷宠派去鄂东南的招抚员林楚才和赖庄，于1934年10月间配合国民党独立三十七旅进行“围剿”时，潜入红军独立一团团部进行策反活动，先后煽动该团参谋长柯新、营长李相国、董国柱，机枪连连长江海林等数十人叛变，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龙湖瑞中心县委书记兼湘鄂赣第一作战分区政委朱桂生、赣北司令员刘永宽等坚决与叛徒斗争，孔荷宠对他们恨之入骨，及时向蒋介石写了“拟以特种方法、非常手段，予以积极处置”的报告。
1934年11月21日，蒋介石以“治字第16941号”手令批复，指令孔荷宠“根据招抚经过及处置情形，尚无不合，仍仰积极进行，为要！此令”。
“招抚公署”从成立到撤销仅一年时间，被孔荷宠招抚叛变的人数惊人。
据民国《江西日报》1935年8月16日记载，“招抚公署”从1934年9月至1935年6月的十个月中，“招抚来归的匪军官八百八十余人，匪兵八千六百余人，步枪五百余支……”。
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傅秋涛（1934年12月出任）于十年之后的1945年在延安的一次报告会上，对“招抚公署”的破坏和危害深有感触：
“孔荷宠叛变以后，国民党派他驻在湘鄂赣的修水进行招抚。以修水为中心。当时叛徒有很大的力量，有一两千人……我们跑到哪个地方，他就'招抚'到哪个地方……”
一个叛徒的下场
不仅如此，孔荷宠还尊奉蒋介石指示，一手炮制了平江惨案。
1938年1月，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开赴江南前线，党在嘉义设立新四军一团平江留守处，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涂正坤以新四军参议身份任留守处主任。
1939年初，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的部队从四川到达平江，在嘉义镇上大肆搜刮民财，引起当地百姓反感。
乡亲们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派代表来新四军一团平江留守处反映情况涂正坤向大家解释说：
“打鬼子是目前的头等大事。杨森部队虽坏，只要他们不公开投敌，我们还是要耐心争取，万一日本鬼子占领了平江，共产党决不离开平江县的人民，一定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组织起来打游击，抗日保家。”
杨森对新四军恨之入骨，与率领国民党军暂编54师就驻扎在湘鄂赣边的孔荷宠，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1939年6月12日，孔荷宠、杨森等奉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袭击新四军平江一团留守处。主任涂正坤、秘书长吴渊当场被枪杀，工作人员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禄莹等人亦被枪杀或活埋。
1941年，孔荷宠在重庆伪中央训练团受训时，受何应钦召见后，盗用前中共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书》，配合国民党“皖南事变”的反共高潮，甚至在书中提出“取消边区政府组织，十八集团军不应视为共产党一党军队”，“共同站在三民主义旗帜下，绝对服从领袖蒋委员长”的谬论，对我党我军加以诬蔑。
不过，到此以后，孔荷宠的境遇急转直下。
1943年，孔荷宠部去四川接兵扩充部队，接兵官多为平江人，他们利用接兵之机贩卖私盐让新兵挑回，且对新兵十分刻薄，少给吃、病了不给治，沿途死了不少，新兵家属向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告状。
孔荷宠部虽然这时已经划归杨森下辖，但两人早已经反目。
此前杨森在平江甲山做六十寿诞时，孔荷宠送四支手枪作为礼物，杨森知道孔荷宠在北山造武器，收礼后让孔荷宠将所造武器交出来对半分成，被孔荷宠拒绝，两人结下了梁子。
接到新兵家属举报后，杨森以孔荷宠在平江私造武器等罪名向国民政府起诉。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调孔荷宠部驻长沙三岔矶，宣布免去其职务并当场扣押，判徒刑三年。
孔荷宠就此失势力，在国民党监狱蹲了三年牢。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获释。
出狱后，孔荷宠改名易姓，先后迁居武昌、南京、昆明等地经商谋生。
新中国成立前，孔荷宠化名曾福生，在云南安宁县开了一家妇产诊所、
一次打麻将时，因为争执，孔荷宠脱口而出“我原来是红军军长，你拿什么和我比”。这句话引起了他人的注意，他的老部下文显瑞向云南省公安厅举报。
1955年2月1日，平江县公安局派人将孔荷宠捉拿归案。
同年6月6日，时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以“公发王字第五号”发给周总理并转党中央的《关于捕获大叛徒孔荷宠的情况报告》中批示：
“1934年春，孔荷宠叛变投敌后，蒋介石、贺国光二匪都先后接见了他。他把我苏区红军组织情况、党的组织情况，一一向敌人报告……并大肆诬蔑我党。”
报告抄送给毛主席、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央军委。
毛主席在得知孔荷宠被捕后，特意批示罗瑞卿，要他亲自参与亲自过问、掌握审讯情况，并向党中央报告。
不过，孔荷宠没有挨到刑场上挨那一枪。
1956年8月13日，孔荷宠因患癌症，病死于北京公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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